物流快遞業：新經濟與新民生的“大底”
[ 時間：2017-03-08 09:27 點擊： ]
今日，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強調“民生是為政之要，必須時刻放在心頭、扛在肩上，必須牢牢抓住就業這一民生之本，讓人們在勞動中創造財富，在奮斗中實現人生價值”，那么，對物流快遞行業來說，這意味著什么？
快遞是經濟新引擎的底層
從造訪3W咖啡到2014-2015年間頻繁造訪快遞企業，新經濟增長點在哪里，總理是非常清楚的，再到今年論及摩拜衍生的“互聯網與實體經濟”的結論來看，中央政府對互聯網對實體經濟的拉動作用，以及模式變革趨勢，也非常清楚。如果說越來越多的現象表明，互聯網正在帶動制造業的發展，那以快遞就是這種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底層。
去年全國快遞業務量完成近313億件，除2015年外，增長51.7%，這已經是連續第五年增長率超過50%，而同期電子商務增長率只有27%。近年來電商增長率持續下降，而物流快遞卻保持堅挺，原因在哪里？其實就是互聯網經濟正在走向下一個階段，二十一世紀前十年，電子商務做的最大的貢獻就是統一了全國市場，打破了區域壟斷，使得全國任何商業主體與消費者可以無視地理距離而產生交易，快遞承擔了全國市場的流通職能。
2010年后，世界進入第二輪信息革命時期，移動互聯網的泛演化使得電子商務這一定義發生模糊，任何兩個有手機的人都可以發生商業交易（商業應用、同好會、社群經濟等茫茫多的APP與工具），而這些可能并未被統計到傳統電子商務領域，但是實物商品仍然需要流通，快遞仍然是流通的“底層”，這就是以上現象發生的原因。如果說互聯網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的拉動作用，快遞業則是新經濟業態最基礎的底層。
快遞業是互聯網時代民生就業的底層
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闡述，就業為民生之本，要加強對靈活就業、新就業形態的支持。顯然政府也意識到新就業業態與傳統就業業態有所區別，對靈活就業地位應當予以承認。按照科斯的理論，如果市場是有效的，那么不應該存在公司，因為公司的生產管理都是計劃的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市場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，如今，互聯網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，但就業觀念仍然停止在工業時代。一個快車司機可能晚上就變成了淘寶店主，他們不為誰工作，他們為自己工作。快遞員也是新業態就業形勢的一種，不過他們有自己的特點。
第一，快遞正在越來越離散化，但目前高度協同的屬性仍保留了一定組織化，加盟網點就是以上的中間產物，對就業有巨大拉動效應。2016年初，阿里研究院不完全同統計，國內快遞業直接就業人數為203萬人，2017年初，這一數字可能在230-290萬之間（估計數值）。DT經濟大發展后，以菜鳥為代表的互聯網大數據平臺更加加強了業態的離散性，改善了快遞員的工作環境，提高了效率。如菜鳥“裹裹”，通過自動匹配快遞員與消費者之間的地理位置與需求，實質上提高了單個快遞員的收入，切實提高了生態的健康水平。
第二，快遞業是產業結構調整后，原制造業城鄉就業形態的轉移。二十世紀前十年，我國第二產業占比一直超過40%，近幾年第三產業增加值才開始超過第二產業，產業結構調整不僅使現代服務業大發展，但人員結構是一樣一樣的?？爝f員是誰，富士康生產流水線上的是誰？建筑工地上是農一代，快遞員則大部分是農二代，阿里研究院《電商物流就業報告》曾經揭示，70%以上的快遞員來自農村，平均學歷不高，本質上來說，他們都是來自農村的藍領產業工人，是社會穩定的大底，制造業的用工荒，權利不平等問題，服務業一樣不少。唯一的區別是，由于制造業是封閉的，快遞服務業是開放的，因此，相比農一代，他們更容易融入城市，更容易被城鎮化。
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，加大就業援助力度，扶持城鎮困難人員、殘疾人就業，確保零就業家庭至少有一人穩定就業，并強調保障退伍軍人工作。實際上，阿里研究院調研發現，在快遞企業，往往是零就業家庭先有一人就業，隨后全家逐一就業的情況，一家人在同一家快遞企業工作的情況甚多，丈夫是點部主管，妻子是分揀工，兒子是快遞員的現象亦有之。
此外，由于行業屬性，快遞業容納了大量退伍軍人就業，通達系，順豐等企業，包括很多出身基層的中高層管理者，都是退伍軍人出身。包括知名女快遞員”陳建紅”，這個在“男人堆”里打拼的29歲女快遞員陳建紅，她被同行戲稱為“快女”。她在工作之余還要照顧5歲的女兒和3歲的兒子，有時甚至要忙到凌晨。陳建紅和丈夫都曾當過兵，退伍后選擇做快遞，雖然只干了不到2年，但因為送貨快、不丟件也積攢了不少客戶。（本案例由阿里研究院專家郝建彬提供）
需要用更本質的眼光來看待快遞社保問題
關于快遞業存在的網點安家難，員工雇傭難，車輛派送難，其實本質上還是兩個問題：社會管理對技術發展新業態的不適應和人的權利的不平等，后者在老經濟系統內也一樣。近來還有反映快遞企業沒有社保的言論，國家郵政局長馬軍勝前日也提到“不同意這種觀點。”，“新業態在用工方面有探索和不斷完善的過程，對新業態要有容錯機制，社會對于新業態的發展也應該多一些包容”。
實際上，其實社保本質上仍然是基于工業社會的就業理念產生的概念，更是一種舶來品，其理念是本代勞動力拿錢給上一代已退休人員用，退休人員為什么可以不工作，不投資還能活下去？
當然是下一代給的社保了。且不論撫養比是否可持續的問題（參見延遲退休政策和人口結構與二孩政策），單是體系內就存在無數問題。
首先，農民工交納社保后，如果回到老家，是享受不了社保的，筆者也從未聽說哪個農民工想要社保不想要錢的，與國外不同，中國城鎮化有著非常奇怪的特點，女性更容易留下來，而男性往往回老家，快遞員又基本都是男性。
第二，中國人的思維底層，仍然是程朱理學，孝道在這里是為天經地義的，南方如廣東、福建等地仍保留著濃厚的宗法社會結構，尤其是農村。兩者統一來看，意味著一個農民工快遞員在交一份社保錢養活跳廣場舞的城里大媽，自己未來享受不到益處，自己在老家的父母也無法享受社保，基于孝道，父母又需要自己另拿錢贍養，等于一人養4個老人（如果有媳婦算6個，娃另算，二孩的話算8個，派一個件最多掙2元）。長此以往，城鄉差距勢必加劇。這就是思維底層與拿來主義政策結合產生的最壞結果。
快遞是經濟新引擎的底層
從造訪3W咖啡到2014-2015年間頻繁造訪快遞企業，新經濟增長點在哪里，總理是非常清楚的，再到今年論及摩拜衍生的“互聯網與實體經濟”的結論來看，中央政府對互聯網對實體經濟的拉動作用，以及模式變革趨勢，也非常清楚。如果說越來越多的現象表明，互聯網正在帶動制造業的發展，那以快遞就是這種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底層。
去年全國快遞業務量完成近313億件，除2015年外，增長51.7%，這已經是連續第五年增長率超過50%，而同期電子商務增長率只有27%。近年來電商增長率持續下降，而物流快遞卻保持堅挺，原因在哪里？其實就是互聯網經濟正在走向下一個階段，二十一世紀前十年，電子商務做的最大的貢獻就是統一了全國市場，打破了區域壟斷，使得全國任何商業主體與消費者可以無視地理距離而產生交易，快遞承擔了全國市場的流通職能。
2010年后，世界進入第二輪信息革命時期，移動互聯網的泛演化使得電子商務這一定義發生模糊，任何兩個有手機的人都可以發生商業交易（商業應用、同好會、社群經濟等茫茫多的APP與工具），而這些可能并未被統計到傳統電子商務領域，但是實物商品仍然需要流通，快遞仍然是流通的“底層”，這就是以上現象發生的原因。如果說互聯網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的拉動作用，快遞業則是新經濟業態最基礎的底層。
快遞業是互聯網時代民生就業的底層
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闡述，就業為民生之本，要加強對靈活就業、新就業形態的支持。顯然政府也意識到新就業業態與傳統就業業態有所區別，對靈活就業地位應當予以承認。按照科斯的理論，如果市場是有效的，那么不應該存在公司，因為公司的生產管理都是計劃的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市場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，如今，互聯網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，但就業觀念仍然停止在工業時代。一個快車司機可能晚上就變成了淘寶店主，他們不為誰工作，他們為自己工作。快遞員也是新業態就業形勢的一種，不過他們有自己的特點。
第一，快遞正在越來越離散化，但目前高度協同的屬性仍保留了一定組織化，加盟網點就是以上的中間產物，對就業有巨大拉動效應。2016年初，阿里研究院不完全同統計，國內快遞業直接就業人數為203萬人，2017年初，這一數字可能在230-290萬之間（估計數值）。DT經濟大發展后，以菜鳥為代表的互聯網大數據平臺更加加強了業態的離散性，改善了快遞員的工作環境，提高了效率。如菜鳥“裹裹”，通過自動匹配快遞員與消費者之間的地理位置與需求，實質上提高了單個快遞員的收入，切實提高了生態的健康水平。
第二，快遞業是產業結構調整后，原制造業城鄉就業形態的轉移。二十世紀前十年，我國第二產業占比一直超過40%，近幾年第三產業增加值才開始超過第二產業，產業結構調整不僅使現代服務業大發展，但人員結構是一樣一樣的?？爝f員是誰，富士康生產流水線上的是誰？建筑工地上是農一代，快遞員則大部分是農二代，阿里研究院《電商物流就業報告》曾經揭示，70%以上的快遞員來自農村，平均學歷不高，本質上來說，他們都是來自農村的藍領產業工人，是社會穩定的大底，制造業的用工荒，權利不平等問題，服務業一樣不少。唯一的區別是，由于制造業是封閉的，快遞服務業是開放的，因此，相比農一代，他們更容易融入城市，更容易被城鎮化。
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，加大就業援助力度，扶持城鎮困難人員、殘疾人就業，確保零就業家庭至少有一人穩定就業，并強調保障退伍軍人工作。實際上，阿里研究院調研發現，在快遞企業，往往是零就業家庭先有一人就業，隨后全家逐一就業的情況，一家人在同一家快遞企業工作的情況甚多，丈夫是點部主管，妻子是分揀工，兒子是快遞員的現象亦有之。
此外，由于行業屬性，快遞業容納了大量退伍軍人就業，通達系，順豐等企業，包括很多出身基層的中高層管理者，都是退伍軍人出身。包括知名女快遞員”陳建紅”，這個在“男人堆”里打拼的29歲女快遞員陳建紅，她被同行戲稱為“快女”。她在工作之余還要照顧5歲的女兒和3歲的兒子，有時甚至要忙到凌晨。陳建紅和丈夫都曾當過兵，退伍后選擇做快遞，雖然只干了不到2年，但因為送貨快、不丟件也積攢了不少客戶。（本案例由阿里研究院專家郝建彬提供）
需要用更本質的眼光來看待快遞社保問題
關于快遞業存在的網點安家難，員工雇傭難，車輛派送難，其實本質上還是兩個問題：社會管理對技術發展新業態的不適應和人的權利的不平等，后者在老經濟系統內也一樣。近來還有反映快遞企業沒有社保的言論，國家郵政局長馬軍勝前日也提到“不同意這種觀點。”，“新業態在用工方面有探索和不斷完善的過程，對新業態要有容錯機制，社會對于新業態的發展也應該多一些包容”。
實際上，其實社保本質上仍然是基于工業社會的就業理念產生的概念，更是一種舶來品，其理念是本代勞動力拿錢給上一代已退休人員用，退休人員為什么可以不工作，不投資還能活下去？
當然是下一代給的社保了。且不論撫養比是否可持續的問題（參見延遲退休政策和人口結構與二孩政策），單是體系內就存在無數問題。
首先，農民工交納社保后，如果回到老家，是享受不了社保的，筆者也從未聽說哪個農民工想要社保不想要錢的，與國外不同，中國城鎮化有著非常奇怪的特點，女性更容易留下來，而男性往往回老家，快遞員又基本都是男性。
第二，中國人的思維底層，仍然是程朱理學，孝道在這里是為天經地義的，南方如廣東、福建等地仍保留著濃厚的宗法社會結構，尤其是農村。兩者統一來看，意味著一個農民工快遞員在交一份社保錢養活跳廣場舞的城里大媽，自己未來享受不到益處，自己在老家的父母也無法享受社保，基于孝道，父母又需要自己另拿錢贍養，等于一人養4個老人（如果有媳婦算6個，娃另算，二孩的話算8個，派一個件最多掙2元）。長此以往，城鄉差距勢必加劇。這就是思維底層與拿來主義政策結合產生的最壞結果。
來源：上海強生搬場運輸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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